跟随何秋兰和黄美玉的足迹，探索一段跨越百年的文化传承之旅。 在这片加勒比海的热土上，中华文化与古巴风情交织，谱写着动人的华人故事。
一个生在古巴却长着中国心的老太太。
1930年代，我出生在哈瓦那。生父早逝后，我和母亲流落街头，直到遇见改变我一生的恩人——来自广东开平的方标。
这位痴迷粤剧的富家少爷，为追寻梦想远渡重洋，最终在古巴当起了洗衣工。他不仅收留了我们母女，更待我如亲生女儿，一字一句教我台山话，一笔一划教我写汉字，一招一式传授粤剧精髓。
虽然我的皮肤是白色的，但我的灵魂早已被染上了中国文化的色彩。
养父常说，戏曲不分国界，只要用心，就能唱出最动人的旋律。他用毕生心血，在我这个古巴女孩身上，种下了一颗永不凋零的中国心。
我自幼随养父方标在“国光”剧团长大，受他对粤剧痴迷的影响，我也爱上了粤剧。四五岁时，我渴望唱戏，但剧团因我年龄小不收，养父只是坚定地说：“阿爸教你”。
养父教我粤剧技艺，借戏文向我传授中华文化与做人道理。教我第一支曲《卖花女》时，那旋律就此扎根我心间。他熬夜誊抄的戏本，泛黄纸页上，中文唱词旁精心标注着西班牙语音注。“戏文要刻在心里”，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。
八岁首次登台，我在侧幕偷抹胭脂被养父发现。他颤抖着手指为我点上朱砂，声音哽咽地叮嘱道：“上了台，你就是杜丽娘。白人皮肤，盖不住中国魂。”
十五岁我成花旦时，养父眼中满是为父的骄傲、游子的乡愁和艺人的执着。这些情感与粤剧相伴，深深烙印在我的文化经历中，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。
在哈瓦那华埠的某个午后，我遇见了黄美玉——一个和我一样，血液里流淌着两种文化的姑娘。
她的父亲是华人，母亲是古巴人，那双灵动的眼睛既含着东方的温婉，又带着加勒比的热情。
初见时，我掰开兜里最后半块椰子糖递给她："食糖开声，唱戏唔怕喉咙紧。"她愣了下，随即笑出了两个酒窝。
在"国光"剧团里，她扮俊朗小生，我演娇俏花旦。
1958年赴关塔那摩演出遭武装袭击，黄美玉为了保护我左肩中弹，躲进甘蔗田三天，靠嚼蔗芯维生，我哼着《客途秋恨》驱散死亡恐惧。
我这一生最痛心的，就是不得不放下水袖，拿起账本的那段日子。
1959年后，哈瓦那变了天。中国城的粤剧团一个接一个关门，那些曾经座无虚席的戏院，突然就没了我们的立足之地。我至今记得最后一次在"国光"卸妆时，养父默默帮我收着头面，他的手指在珠钗上发抖——那是他第一次允许眼泪掉在我的戏服上。
方标爸爸教我的最后一出戏，叫《活着》。
为了养家，我不得已改行去做收银员。
随着哈瓦那政府启动中国城文化复兴计划，我受邀参与重组粤剧团，成为核心成员主动承担剧本改编的工作，将传统长剧浓缩为适合老年人表演的短版剧目。
2010年左右，在华人摄影师刘博智等人的帮助下，我与旧日老搭档黄美玉三次赴中国进行正式复出演出。
